他大名叫有祿，文革中改名“紅旗”，但人們叫得他最多的還是“草繩司令”。這是綽號。這綽號當(dāng)然來源于他腰上常常纏著的那根草繩。纏草繩，既有窮的原因，也有他心理上的原因，他總想標(biāo)新立異，與眾不同。戲里電影里的紅軍都穿草鞋，萬里長征紅軍還過了草地，帶個“草”字頭，便有了革命的意義。他覺得自己腰上纏根草繩，也正是革命性的體現(xiàn)。“司令”則是他擁有的權(quán)力。論級別，一個大隊的治保主任連芝麻綠豆大的官都算不上，但那時在鄉(xiāng)人的眼里，卻是很了不得，是“地、富、反、壞、右”五類分子見了腿都打哆嗦的人物，是貧下中農(nóng)也要刮目相看的人物，是類似《沙家浜》里的胡傳葵司令那樣說話響當(dāng)當(dāng)?shù)娜宋?。因此，老百姓也不論什么級別了，一個勁地恭維他“司令”長“司令”短地叫著。有祿也不來那套假謙虛，人家叫他“草繩司令”，他不反對，不覺得是一種揶揄，一種諷刺，反倒覺得光榮。

　　“草繩司令”從小身體單薄，麻桿腰，稀松的，不是干活的料。但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，他趕上了階級斗爭的年月，不用干活，也有施展自己本領(lǐng)的舞臺。

　　他立的第一功是在土改的時候。那時他年紀(jì)不大，大約是15歲左右，但天生政治嗅覺靈敏。鼎求無田無土，靠賣壯丁為生，成份本來應(yīng)該劃為貧農(nóng)?？墒牵?ldquo;心明眼亮”的有祿，一個猝不及防，就從他身上搜出了16塊銀元！在當(dāng)時，16塊銀元是個令許多沒見過錢的農(nóng)民眼暈的寶貝?？蓪嶋H上，這16塊銀元是鼎求賣壯丁的賣命錢。不管你是賣命錢，還是別的什么錢，反正有白花花的銀元作證，你就是個有錢的主。因此，就給鼎求的階級成份劃成了破產(chǎn)地主。

　　有祿的這一舉動，得到了土改工作隊的表揚，說他階級斗爭覺悟高，沒有讓階級敵人漏網(wǎng)。從此，他入了黨，當(dāng)上了大隊的治保主任。治保主任就是管治安保衛(wèi)，就是專抓階級斗爭。

　　“草繩司令”最輝煌、最如魚得水的年月，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。

　　他喜歡利用自己的權(quán)力。他自己干活不行，就充分發(fā)動群眾，讓“五類分子”給他干，他家的煤炭，是地主富農(nóng)包了挑的。他蓋房子，也讓地主富農(nóng)去砌磚蓋瓦，在生產(chǎn)隊記工分。

　　他搞階級斗爭講究一個“狠”字，不留任何情面。他的最大特點就是六親不認(rèn)。南方叔成份是高了點，但并不是地主，只是在解放前做過茶葉生意。有祿和南方是認(rèn)得的，解放前見了面，他也是一口一句“南方叔”。傳說南方家藏有金子，“草繩司令”臉黑下來了。為了讓南方叔吐出金子，他可沒少花力氣。吊“半邊豬”，坐“老虎凳”，各種刑法用盡了。南方叔一會兒承認(rèn)，說在哪里哪里，派人去取，又沒有；一會兒否認(rèn)，說他是被逼的，說的假話。折騰來，折騰去，一錢金子沒挖出來，南方叔受了不少苦，“草繩司令”也耽誤了不少休息睡覺的時間。

　　見過“草繩司令”那個狠勁的人，想起來牙根都有些發(fā)顫。

　　他搞階級斗爭有自己的“創(chuàng)造性”。有一年，我回老家，看見他正在執(zhí)行自己的任務(wù)。他把全大隊的“五類分子”集中起來，用草繩一個個串連起來，排著隊在大路上走。他腰上扎著草繩，雄糾糾地吹著口哨，喊著口令。地富反壞右，一個個脖子上掛著牌子，老老實實地跟著他的口令，一會兒向前走，一會兒向后走，一會兒向左轉(zhuǎn)，一會兒向右轉(zhuǎn)。有幾個年紀(jì)大的，腦子反映不過來，差點摔倒。按傳統(tǒng)的叫法，這應(yīng)該是“游街”，可他偏說這是“出操”。

　　這種把戲玩厭了，過了幾天，他又換了新花樣。還是那隊人馬，但每個人手里多了一樣道具，有的拿著個破臉盆，有的拿著個破磁缸。他叫大家用棍子敲響臉盆和缸子，在路上走來走去。他這支獨創(chuàng)的樂隊，丁哩咣啷，在當(dāng)時也算時髦一景。

　　灣里看過這些戲劇的人，無不搖頭。

　　“草繩司令”就是希望那些比他有文化，曾經(jīng)生活比他過得好的人，在他面前低聲下氣，神情猥瑣，沒有尊嚴(yán)，沒有體面。他喜歡“司令”、“導(dǎo)演”這種角色，喜歡自己哨子一吹，別人就得嚴(yán)格執(zhí)行，不折不扣地按他的指令去表演的那種感覺。

　　他要求全大隊所有的人，每天洗過臉的水，不能倒到自家的溝凼里去漚肥，而要倒到公家的溝凼里，否則就是走資本主義，就要斗私批修。

　　他常到各處查巡，在屋前屋后轉(zhuǎn)悠，發(fā)現(xiàn)誰家種有南瓜秧、絲瓜秧，他就會立即連根拔掉。他的眼睛尖得很，即使你把秧子用瓦片、用茅草蓋起來，他也能發(fā)現(xiàn)，絕不留“資本主義尾巴”。

　　當(dāng)然，也偶有令他不愉快的時候。退休的傷殘軍人篤義就不買他的帳，經(jīng)常要和他唱唱反調(diào)，甚至唱唱對臺戲。他要“割資本主義尾巴”，篤義就在會上說：“我知道，你家養(yǎng)了好幾只雞，為什么我一次也沒有看見你把雞蛋上交給公家，這算不算搞資本主義？”篤義是退休的殘疾軍人，他管不著，也不服他管，對于這樣挑戰(zhàn)性的言論，他也無可奈何。

　　他今天斗這個，明天斗那個，階級斗爭搞得“熱火朝天”、“有聲有色”。他怕寂寞。沒有對手、沒有斗爭的生活，他覺得乏味，他不習(xí)慣。

　　有一種強烈的觀念支配著他，他認(rèn)為，階級斗爭的弦繃得緊，其標(biāo)志就是要讓階級敵人不能閑著，不能有好日子過，要地富反壞右這些人一時一刻都不得安生。有時一種方法斗煩了，他就換一種方法。有一段時間，每天早晨，天沒亮，他就到地富反壞右各家的窗戶下吹口哨，喊他們起床。他不怕辛苦，他自己不睡覺，是為了讓階級敵人也睡不著覺。那些頭上戴著階級成份帽子，有了一把年紀(jì)的人，被他折騰得頭昏腦脹，真是叫苦不迭。有人暗地里咒罵：“怎么不雷打死他！”這話當(dāng)然不會讓他本人知道。有成份好的人看不慣，公開說：“這不是故意折磨人嗎?”這話傳到他耳朵里，他沒覺得心里有什么不安，反而說：“我就是要故意折磨他們，他們舒服了，革命的人民就不舒服了。”對于他來說，從精神和肉體上折磨人，是一種本事，一種快樂。

　　有一段時間，他實在沒有什么新題目了，寂寞得有些無聊。一天，他看著大伙出工，看著他們那副疲憊的樣子，突然心生靈感，不禁為自己拍案叫好。

　　于是，他暗夜里像老鼠一樣活動，到處觀察誰到誰家里去了。如果有五類分子互相來往，就斷定這是在搞串聯(lián)，就是準(zhǔn)備階級報復(fù)。一次，天黑以后，富農(nóng)分子雨樓到地主分子鑰新家去坐了一會兒，他是去借把鋤頭的。這事被“草繩司令”偵察到了。第二天，他就把這兩人在灣里示眾，說他們在搞串聯(lián)。弄得兩人哭笑不得。

　　生產(chǎn)隊出工的時候，他總是蹲伏在暗處，仔細(xì)記下五類分子干活的情況。比如鋤地，哪個地主一分鐘內(nèi)鋤了幾下，比別人少鋤幾下；比如擔(dān)糞，哪個富農(nóng)一個上午挑了幾趟，比別人少挑幾趟；哪個偷懶，哪個怠工，他記得清清楚楚。集合五類分子訓(xùn)話的時候，他就會大講“階級斗爭新動向”，舉出許多例子來，有時間，有地點，有具體人，有具體數(shù)字，“言之鑿鑿”，不由得你不信，不由得你不低頭。

　　他的這種“創(chuàng)造性”勞動，常使上級青眼有加，給予表揚。

　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，“草繩司令”搞的這套階級斗爭，竟也波及到了我們家。文革開始不久，我小弟志民才8歲。一天，他和地主的兒子謙益在渠道的倒虹管工地那兒玩，兩人不知怎么就把水泥管接頭處的幾根細(xì)小的鋼筋扒斷了。鋼筋比筷子還細(xì)。這事被“草繩司令”發(fā)現(xiàn)了，當(dāng)即認(rèn)為這是破壞水利工程，是典型的階級斗爭新動向，要嚴(yán)肅處理。我家是貧下中農(nóng)，志民年紀(jì)又小，他不敢怎么樣，只是責(zé)令罰款10元了事。謙益是地主的兒子，對他就沒那么客氣了。罰錢，謙益家沒有。“草繩司令”就帶著幾個人，把謙益豬欄里養(yǎng)的一頭豬抬走。一頭豬，對于辛辛苦苦的農(nóng)民來說，那可不是一個小物件。謙益沒想到會惹來這么大的禍，急得要跳河。跳河也沒用，豬還是抬走了。豬抬到婁底，賣了60元錢。“草繩司令”和同伙們，就用這錢，買了雞，買了肉，買了魚，買了酒，先在水管站大吃大喝了一頓。剩下的錢到哪里去了，誰也不知道。

　　三十年河?xùn)|，三十年河西。“草繩司令”做夢也沒有想到，他的鴻運只走到1978年。“以階級斗爭為綱”的路線取消了，他就不再有什么作用，甚至變得一錢不值。他失落了，徹底失落了。他只能回到自己出發(fā)的原點，恢復(fù)到最初的本來面目。他勞動能力差，日子自然過得不太好。他得罪的人太多，許多人都懶得理他。因此，他的頭越來越低了，遇見熟人也常繞著道走。

　　一次，他從河塘灣經(jīng)過，有人故意問他：“草繩司令，那時你那么威風(fēng)，如今過這樣的日子，恐怕不太習(xí)慣吧？”他聽了后，臉很紅，做聲不得，只好低著頭，悄悄地快步離去。

　　我每年回家，都能和“草繩司令”打上一兩個照面。他臉色憔悴，身子骨越來越干瘦，腰越來越彎。據(jù)我母親說，他養(yǎng)的兒子是個無賴，不孝順，一次在外面賭博輸了錢，回家問娘要，娘不給，他就把自家房頂上的瓦都掀了。那晚正好趕上下大雨，“草繩司令”不得不半夜去商店買塑料布蓋屋頂。說起這事，母親感嘆道：這都是報應(yīng)哩。